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从小居住的地方却是解放后盖的干部宿舍，几个亲戚家不是住花园洋房就是新式里弄，而中学所在地区也大多是解放后的工人新村和新式里弄，同学里面几乎没有住石库门的。因此在18岁以前确实没有进过石库门。
中学毕业后进了房屋修建公司工作，当了木匠，每天就在石库门里弄里钻进钻出，才开始体会这种上海特色的住宅。
石库门里弄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10年前李秀成军队横扫江南，把江南地主豪绅赶进狭小的上海租界，靠着外国军队的枪炮保护，上海租界人口由此爆涨几十倍。到太平军玩完，这帮难民倒有点“此间乐，不思蜀”的念头，很多人打算购房定居。老外控制下的租界当局禁止建造纯中国式的木构住宅（怕火灾），而租界地皮又贵，原来的大宅院是建不起来的。于是从外国传进来连排式的楼房住宅式样，又采用中国式院落——不得不缩小为“天井”，把小院落串联起来。院墙为了配合楼房而升高，一般的大门就不行了，要用库房的大门式样，门框用石条包砌，所以落下个石库门的名字。1976年和几个同事黄山，途经皖南一带，见到那里的民居式样，一致认为上海的石库门式样就是来自于此。以后又学了点历史，曾推想或许是李鸿章的淮军把这种式样带到上海。
石库门原来是绅士们的住宅，一正两厢两层，后面搭出一个灶间，因为是一落水屋面的“披屋”，所以叫做“灶披间”。后来为了晾晒衣物，在灶披间上方搭出木制晒台。再进一步演变，砖砌晒台，形成灶间上、晒台下有一个小房间，因为往往两、三面临空，美名为“亭子间”，实则夏天闷热、冬天冰凉，是佣人娘姨住的。为这些人开出后门进出，不与主人交错。
进入民国以后，有钱的绅士们逐渐开始搬出石库门，改住洋式连排住宅式样的新式里弄，淘汰下来的石库门里弄渐渐变成低档住宅，不过也有了很多改善，有的接进了自来水，到20世纪30年代建的新式石库门甚至有了卫生设备、煤气。
30年代日本鬼子在上海两次发动战争，原来繁华的上海市面几乎都被烧光，居民大批涌入租界沦为难民。房地产商却大发其国难财，乘机将已被淘汰的旧石库门里弄大量出租。而很多承租户也将原来一户居住的石库门单元分房间出租，前、后客堂，前后厢房、前楼、亭子间一间一租户，甚至在客堂和前楼搭出阁楼，叫做“二层阁”、“三层阁”；再将晒台搭成房间，都分别出租。一个门牌号里有了“72家房客”，里面有的是落难的中产阶级，有的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有的是盲流到上海的冒险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大家都要从狭小的后门出入（因为从石库门大门走就要穿过前客堂里的住户），在狭小的灶间里做饭，和大房东、二房东勾心斗角，互相之间又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不停摩擦。
解放后将绝大多数石库门里弄都收归了国有（原来的大房东不是洋人就是官僚），国家的房管所收房租，大约每10年维修一次。由于房租过低，实际上维修费用往往是倒贴的。里面的住户条件几乎几十年不变，因为政府连棚户区也消灭不了，更不要说改造石库门了。
我当木匠时见到的一些石库门里恶劣的居住环境，现在人大概难以想象。记得有一户人家，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和我一样大的小伙子，就住在一个一米多高的“二层阁”里，我们去维修的时候，为他们开了一个窗，在这以前，他们居然一直是整天靠开灯过日子的。还有一个单身汉住在一个“三层阁”里，躺下睡觉时两脚伸在窗外的一个木箱里，才能把人摆平。绝大多数旧式石库门里弄是没有卫生设备的，家家都有一只木制马桶，放在门背后，是我们维修时需要提防的事项。
在这样的环境里，每次维修都是大事，居民们都会尽全力来争取一点点的改善。一进门就递烟上茶，送点心，每天请假或者调休在家陪着，总希望能够有超过我们任务单上的项目：多开一扇老虎窗（斜屋顶上突出的窗户），换一扇新的门，多挖补几个平方米的地板，等等。每户人家都希望“特殊待遇”，不免就要说一些邻居的坏话，要我们另眼相待。对于我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的人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时会在一些读书人家里找到很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书。
直到90年代末能够改善条件的石库门仍然没有，在2000年，黄浦区一处动迁时，有一个25岁的青年，和一个带了3岁孩子的外来妹同居，住的是面积4平方米不到、高度不到1米半的“二层阁”。因为只有一个户口，按照政策，一个户口7万元。这个青年要求10万元，打算9万元买一间临街的石库门房间，挖地1尺，开个小店，一家三口仍然住“二层阁”。动迁组不同意，双方吵了起来，动迁组长赶来，问明了情况，就同意给这个青年12万。动迁组的其他人惟恐其他的居民要攀比，百般阻止，那个组长说：“他住那个二层阁就好比是吃了18年官司（坐牢），谁能够和他比？这是人民政府欠他的！”于是12万动迁走了一家人。
新天地是个假古董，绝非真实的石库门里弄，尽管也有一个单元作为博物馆性质的供人参观，但布置得过于小资，在那里只有“情调”；而实际上石库门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段里，承载的却是“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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